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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長貴——我的治學之路

2020-12-28 10:16 閻長貴 今日文教2020、12、29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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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閻長貴——我的治學之路
      閻長貴:山東聊城人,1937年生。1953——1956年在聊城三中高中部讀書;1956——1961年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習五年,畢業后,分配到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雜志社,師從關鋒學習研究中國哲學史。1967年1月任江青第一任專職秘書,1968年1月被江青誣陷為“坐探”,投入秦城監獄,關押七年半。1975年5月開釋,又流放湖南西洞庭農場勞動和工作五年。1979年以受江青誣陷迫害的名義平反,重新調回《紅旗》雜志社做編輯工作,1988年任編審,1997年退休。退休后,從1998年開始迄今一直從事文革的回憶和研究。2009年由紅旗出版社出版與王廣宇合著《問史求信集》,該書到2013年出版社計印刷四次;2015年出版《沙灘起步集——半個世紀的足跡》。2018年出版《江青第一任專職秘書自述》;2020年出版《閻長貴的人生之路——史義軍采訪實錄》。
         閻長貴——我的治學之路
                  2017年和毛澤東與江青女兒李訥合影
      我的童年充滿苦難。我是山東聊城人。出生于1937年。家庭是歷代務農的農民,沒聽說在我們家歷代有做官為宦的,也沒聽說有人讀過多少書靠知識為生或做事的?傊孀孑呡叾际恰澳槼S土背朝天”的農民。我爺爺死的很早,他上輩我就更不知道了。我爺爺死的時候,我父親才十三歲。民國三十二年,即1943年,我六歲的時候,我們家在魯西北堂邑縣——它在二十世紀50年代被撤消,一半歸了聊城,一半歸了冠縣,我的家鄉屬聊城。這一年,我們那一帶鬧大災荒。堂邑縣幾乎成了無人區,路上經?吹金I死的人,真是餓殍遍野。因為年齡小,我對日本侵略中國沒什么印象,我也不記得見過日本人。60年代,在北京辦過一個關于日本的展覽。很多中國人看到太陽旗很憤恨、痛恨,我沒這個感覺。為什么?關于日本侵略,我都只是從書本上和電影中看到的。
      日本打進中國,當時中國就出了皇協軍,即投靠日本和幫助日本的漢奸軍隊。那時家里沒糧食吃,挖野菜,吃樹葉。恰在這時,即1943年的春節前后,我父親被皇協軍抓走了,家里只剩下奶奶、母親、妹妹和我。因為沒吃的,奶奶也去逃荒了。
      和我父親一起當皇協軍的,有我們村上的一個人,還管點事,告訴他:還有一家老小,請兩天假回去看看,我父親就這樣跑回來了。他跑回來后,就馬上帶著我們母子三人去黃河南逃荒了。我們去的一個村莊叫四間鋪,住在一個大車棚子里,父親把我們母子三人安頓好后,又去找我奶奶。找到我奶奶回來后,又和逃荒的伯父一家匯合在一起,移住在開河鎮(屬現在山東汶上縣)。我當時六歲,伯父家有一個比我小兩歲的弟弟,我每天帶著他沿街乞討。每到一家,我在前面喊:“奶奶呀給點吧!奶奶呀給點吧!”主人送點東西來,一塊饅頭或窩頭,我弟弟就跑去接過來。我們兄弟二人一起討飯這個事,我伯父到解放后還戲弄我,見了我常常說:“奶奶呀給點吧!奶奶呀給點吧!”
      在黃河南逃荒一年左右,1944年回到老家。災荒過去了。我到了讀書的年齡。跟村上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先生,讀過兩年私塾。  1947年家鄉解放后,又到鄰村讀初小三、四年級。1950年,十三歲,才到十幾里外的完小讀四、五年級。十五到十九歲讀完初高中(初中是插二年級班,又提前半年畢業,即只讀一年半),并考取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制五年,1961年畢業,又被分配到紅旗雜志社工作跟關鋒學習中國哲學史,也做紅旗的一些工作。1966年被調到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1967年一月中央辦公廳任命我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的首任專職秘書,時間僅一年,1968年一月,因送一封給江青的群眾來信,她不滿意,誣我為“坐探”,是關鋒、戚本禹安插在她身邊的“釘子”,把我投入秦城監獄,關押七年半,開釋后,又流放湖南西洞庭農場五年,1979年紅旗雜志社黨委以受江青誣陷迫害名義給我平反,重新調回紅旗雜志社工作,直到1997年退休。這就是我一生的學習和工作經歷。
下面著重談談我治學的情況。我的治學之路,可以說從大學畢業后開始或算起。
      1962年(時年25歲),我在紅旗雜志工作時,看到8月4日的《光明日報》上有華君武的一幅叫做《無題》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漫畫,《中國青年報》約稿單上作為一個題目列出來。我看后很感興趣,就動手寫了這個題目的文章。投給《中國青年報》,熱心的曹柏鋒編輯看了這篇文章,還告訴我一條馬克思的名言:“人要學會走路,也得學會摔跤,而且只有學會摔跤他才能學會走路!瘪R克思這條名言是為我這篇短文“點睛“的。九月二十二日,我這篇短文在《中國青年報》的“青春寄語“欄目發表。全文如下:
“永不走路,永不摔跤”
      華君武同志在《無題》的漫畫(見1962年8月4日《光明日報》)中,畫了一個不倒翁,并在它身上寫著“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大概這八個字就是不倒翁先生的處世方針。我覺得,這雖然是一幅漫畫,但實實在在是我們生活中一些人的維妙維肖的畫像。照他們看來,“出頭的椽子先爛”,因此,人在世上最聰明的辦法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與世無爭,——從而保證一輩子平安無事,什么錯誤也不發生。
      大概這些人也知道,人類是從猿進化而來的。猿學會用兩條腿直立走路,學會用兩手操作工具,這是猿變人過程中的重要環節;而達到這一步,猿是經過了摔跤、甚至“犧牲”的艱難、緩慢的過程的。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有些“聰明”的猿為了不摔跤,照舊用四肢爬,甚至還譏笑那些學走路摔了跤的猿。然而那些不怕摔跤的“愚蠢”猿,經過億萬次的摔跤,卻變成了人——最高級的“萬物之靈”。這樣說來,我們人類倒是應當感謝那些不怕摔跤的猿呢!
      猿變人的過程,我們今天不可能看到了。但是我們在嬰兒學走路的過程中還是可以領悟到這樣一條規律,正如馬克思所說:“人要學會走路,也得學會摔跤,而且只有經過摔跤他才能學會走路!
      其實,學習走路何嘗不是如此呢,學習各項工作(工業、農業、服務行業、科學研究)也莫不如此。只要工作,就可能犯錯誤受挫折;誰要是怕犯錯誤和怕受挫折,而不敢做工作,那么這樣的人也就永遠不會很好地工作。人們正是“吃一塹,長一智”接受了錯誤和挫折的教訓,而逐步變得聰明起來。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這樣說,人們在工作中所取得的經驗,也就是犯錯誤的總和。當然,我們提倡不怕犯錯誤,并不是對人民事業采取不負責任的態度;我們在工作中一舉一動都應當從人民利益和黨的利益出發。只要我們真正具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堅持按毛澤東思想辦事,我們一定可以避免犯方向性的錯誤。即使錯誤已經產生了,也一定能夠迅速糾正錯誤?傊,錯誤不應當成為我們的包袱而阻礙我們前進。有些人以為不做工作,就不會犯錯誤,就不會受到批評,殊不知,不做工作本身就是最大的錯誤,它同在工作過程中所犯的錯誤性質根本不同,一個是不革命而走倒退的道路,一個是在前進中暫時遇到挫折。因此,我們應當首先反對不積極工作而坐享其成的人。至于有些人,在前進的道路上由于犯一些比較嚴重的錯誤,組織上和同志們為了幫助他很好地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教訓,而給予他必要的批評甚至處分,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他不應當因此驚慌失措起來。犯了錯誤而挨了批評或者受了處分之后,不僅沒有消極起來,而且更加積極起來,應當說,這樣的同志才是真正具有革命覺悟的好同志。
      “出頭的椽子先爛”,是事實;但不是生活的真理。在生活中我們應當學習那些“出頭的椽子”——即走在生活前頭的人。他們忍辱負重,披荊斬棘,勇敢地為大家開辟前進的道路;他們在前進中即使犯了錯誤(他們在從事前人從未做過的事業,因此他們在工作中犯錯誤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但是他們善于總結經驗教訓,他們使錯誤成為正確的先導,變失敗為成功之母,——他們這種勇敢追求真理的精神,毫無疑問,也應當得到肯定,受到尊敬。
      我沒在報刊上發表過文章,發表《“永不走路,永不摔跤“》這篇短文是我的處女作!扒锶展鸹ㄏ恪,我的心情很高興、很愉快!
我這篇短文發表后,被廣覽報紙的毛澤東主席看到了,9月24日,他就在9月22日《中國青年報》刊載這篇短文的地方寫了這樣的批語:
      印發各同志研究。犯了錯誤,只要認真改正,也就好了。
毛澤東
九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這個批語作為當時正在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的文件印發。
      這個批語我一點也不知道,也沒人告訴我——我的領導和導師關鋒知道,但未告訴我,他后來解釋:“怕你驕傲!敝钡1991年幫薄老(一波)寫書時,才在一本中央文件匯編中看到毛主席這個批語。
      現在回想起來,毛主席這個批語,給我帶來很大的榮譽。
      ——紅旗雜志副總編兼秘書長鄧力群見到我就問:“你怎么不給紅旗寫文章?”我告訴他:“我還不會寫文章,不敢給紅旗寫文章!
      ——《中國青年報》編輯部邀我參加座談會,會后用我從來沒吃過的好飯菜(有八九個)招待參加座談會的人。
      ——新聞系即將畢業的學生要寫畢業論文,訪問我,問我怎樣寫文章?
      ——我這篇短文被收入《報刊評論選》一書,我這個小人物的短文也忝列一批大人物和大名人(李大釗、瞿秋白、魯迅、陶鑄等等)的佳作之后。
      ——還有人分析和評論我這篇短文,做了很高的評價。
      我認為如此等等,都是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引起的。其實我這篇短文對華老的這幅漫畫有誤解,認為他畫的人物是“不倒翁”——這不對,華老親自予以糾正,他重畫這幅漫畫,彰明較著地寫上“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永處襁褓”這句金玉良言贈我,并給我一信:為了避免你的誤解,我在這幅漫畫上增加了“一個奶嘴”。
      1980年我重新回到紅旗雜志,也重新做編輯工作,在編輯工作過程中,陸續寫了研究和宣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鄧小平等思想的文章,集中編輯起來,1997年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閻長貴學術文集》。1997年退休后,主要從事文革的回憶和研究。
      退休后我主要從事回憶和研究文革有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1988年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林青山在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40多萬字的所謂紀實小說《江青和她的機要秘書》,這本書就是寫我的,用的名字是我真名的諧音字“閻昌魁”。此書胡亂演繹,說我是“江青機要秘書兼江青辦公室副主任”(而事實是:組織根本沒給江青設過什么專門為她服務的辦公室),“小閻就等于半個江青”,江青要我整總理和“三老四帥”的材料,又叫我把“四帥的歷史材料……交給造反派”,還有什么參與制造“楊余傅事件”,如此等等,任意編派,給我名譽造成極大損害。他還寫了“傳記文學”《江青沉浮錄》(中國新聞出版社和廣州文化出版社出版),其中造謠說我是黃色電影“狂熱的愛好者”。對林青山這兩本書我1989年4月8日以“政治誣陷,損害名譽”的案由上訴至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這場直到1992年歷時三年多的官司我勝訴了。
      經過這場官司,中國社科院近代歷史研究所的研究員王也揚同志登門勸我。他說:“你不寫回憶文革的文章,別人寫你,林青山不就以你為原型、以你給江青當秘書的經歷寫了一部幾十萬字的《江青和她的機要秘書》嗎?你還和他打了一場好幾年的‘名譽侵權案’的官司,因而你給江青做秘書的事情全國很多人都知道了,林青山寫的究竟是真是假,你不想和不需要做點說明和澄清嗎?官司雖然勝訴了,你就沒話可說了嗎?”他停頓一下,又說:“我知道,你是學哲學的,研究馬克思主義一般理論,寫了不少這方面的文章,還出了書,但我覺得你寫回憶和研究文革的文章,恐怕比你寫馬克思主義一般理論文章還有價值和意義;馬克思主義一般理論文章別人可以研究可以寫,而關于你在文革中的經歷和你所知道的文革的一些情況,你不寫,別人沒法代替……”王也揚研究員這一番苦口婆心地勸說,把我說動了,我認為他說得對,我確實應該寫點回憶和研究文革的東西,以為厘清和恢復文革真相,做點工作,盡點義務。這樣我才逐漸地從1998年開始注意回憶和研究文革的問題。
      從此我就走上回憶和研究文革的道路。陸續寫了幾十篇文章。2009年4月由紅旗出版社出版了我和王廣宇合著的關于文革的《問史求信集》,該書到2013年1月出版社已第四次印刷,受到輿論好評;2014年出版《中南海文革內幕——江青首任秘書親歷實錄》;2017年出版《還原一個真實的江青——江青身邊工作人員訪談紀實》;2018年出版《江青第一任專職秘書自述》;2020年出版《閻長貴的人生之路——史義軍采訪實錄》。
      關于文革的東西在中國國內(即大陸)長期是“禁區”,我關于文革的書(還主要涉及大人物、敏感人物江青),好幾本是在香港或用香港的書號出版的。只有一本我和王廣宇合著的《問史求信集》是在國內公開出版的,《江青第一任專職秘書自述》也是國內出版的,它并沒通過完全審查,但有關部門說就出吧,不注出版社的名字——這本書就是這樣出來的。
      在如何回憶和研究文革問題上,我很同意陸小寶先生的觀點。他經歷了清華大學文革的全過程,他說:“在我看到的眾多文革親歷者的文章中,其中對文革的態度真可謂五花八門。有譴責中央文革的,或抱怨自己得不到公正待遇的,這種態度居多,也還算正常吧。有些人是掩飾,掩飾自己在文革中做過的錯事和壞事。他們的文章中,從來只說別人怎么整他,卻避而不談他怎么去整別人。有的人呢,是自贊自夸。還有些人呢,是自詡正確,總想證明自己是對的,對方一派是錯的。當然也看到有人在懺悔的,但這是極少數!蔽艺J為陸小寶先生說的完全符合實際情況。
      究竟應該怎樣回憶和研究文革?老一輩歷史學家,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范文瀾告訴我們:“寫歷史嘛,就要寫成真史、信史,史而不真、不信,怎么能以史為鑒呢?”著名黨史專家李新,他特別稱贊范老這種寫歷史的精神,他說:“范文瀾寫《中國通史》的時候,正好在‘大躍進’時期,寫到這里,他大膽地把隋煬帝好大喜功、愛吹牛說謊的真實情況都如實地寫到書上了。這種敢于寫真史、說真話、秉筆直書的精神實在令人欽佩!”(參見《李新回憶錄》第356、385頁)還有一位經歷文革全過程的清華大學畢業并留校工作多年的孫怒濤先生出版了一本叫做《良知的拷問:一個清華文革頭頭的心路歷程》的書,他在這本書中說:“寫回憶文章,最難的是真實。如果失實,這樣的回憶錄比廢紙更誤人!薄耙床粚;要寫,就寫真實的我,寫我的真實!弊裾绽弦惠吺穼W家的教導以及文革親歷者的良知(或良心),應該以習總書記說的“講真話、講實話、講心里話”的十字方針來回憶和研究文革;這樣,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寫出文革的信史、真史,也才能真正使人們接受十年文革即“十年浩劫”的教訓,使文革的災難不再重演。這是國家之福!民族之福!
      現在我有五本書:1、《問史求信集》;2、《閻長貴的人生之路——史義軍采訪實錄》;3、《還原一個真實的江青——江青身邊工作人員訪談紀實》;4、《江青第一任專職秘書自述》;5、《關于文革文集》(未刊書)。這幾本書都是涉及或涉及到文革,被納入現代文庫,這表明我關于文革的書還有它一定的歷史價值,值得肯定,我對此深感欣慰,這也說明我這一生沒有白過,對文革的回憶和研究沒有白做。
     我寫回憶錄完全是根據周恩來總理講的“親歷、親見、親聞”三原則?资ト酥v:“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保ㄒ姟墩撜Z為政篇》)馬克思指出:“講真話”是“人人應盡的義務”。(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1956年版第138頁)不論做事或為文,我一生都忠實地把孔圣人和馬克思的教導奉為座右銘。以上所述就是我關于治學之路的若干過程和想法,謹公諸社會供廣大讀者一哂和批評。
  (寫于2020年11月,北京)
            閻長貴——我的治學之路
                   左起:閻長貴(江青秘書)、王宇清(毛澤東警衛員)、許春華(江青護士)、張素蘭(江青服務員)、王保春(陳伯達秘書)、吳旭君(毛澤東護士長)、葉群、江青、林彪、李志綏(毛澤東保健醫生)、徐業夫(毛澤東秘書)、孫占龍(江青警衛員)。1967年5月1日上午,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負責同志參加中山公園游園會遇阻,到故宮警衛連部休息。該照片為新華社攝影記者攝。
             閻長貴——我的治學之路
                  前排為當時黨、政、軍部分領導同志,左數鄧力群、余秋里、丁關根、宋平、楊尚昆、某軍委領導、喬石、薄一波、朱镕基、胡錦濤、胡繩等,作者后排左數第四人。
            閻長貴——我的治學之路
                 閻長貴先生接受人民藝術家網記者馬金星采訪。
                 責任編輯:紅研
閻長貴——我的治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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